路边随处可见销售各种上访指南的地摊 摄影/本报记者 刘洋

　　幸福路？不归路？

　　摘要：几乎所有上访者的口袋里，都装着他们冗长而难以厘清的故事——悲情抑或偏执，坚持抑或执拗，千古奇冤抑或证据不足，惊天黑幕抑或捕风捉影，合情合理抑或胡搅蛮缠……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解读。然而，为了见清官，告御状，孤注一掷的越级上访，从希望到绝望，次数越多，积累的成本也越大。

　　从幸福路到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有1.5公里路程，中间隔着护城河，明嘉靖四十三年建成的“永定门”临河而建。永定门的命名寓意“永远安定” ，而每逢周一周三周五的上访接待日，国家信访局路边常年守候着的十几辆警用车辆，却让人感受着空气中的不安。

　　国家信访局网站公布的接待时间是上午8：00—11：30和下午1：30—5：00，但下午的来访登记到4：20就结束了，访民想在这一天递上“材料”，须在4：20之前排到队伍的最前面。信访局大门口是排队导流的绿色铁栏杆，中间挤满了拿着材料包的访民们，没有想象中的群情激昂，更多的表情是习以为常的淡定麻木。

　　几乎所有上访者的口袋里，都装着他们冗长而难以厘清的故事——悲情抑或偏执，坚持抑或执拗，千古奇冤抑或证据不足，惊天黑幕抑或捕风捉影，合情合理抑或胡搅蛮缠，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解读。然而，为了见清官，告御状，孤注一掷的越级上访，从希望到绝望，次数越多，积累的成本也越大。

　　早上7：00，64岁的辽宁鞍山人卢保林（化名）拄着一根木棍夹在队伍中间，已经数不清在这里排了多少次队。八年前他的妻子在一起刑事案件中去世，他认为法院判决不公，自此便长期在京上访。直到9：00左右，他才领到登记表，但填完表交给接待员后，他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不再受理。

　　74岁的田开凤从14年前开始来到北京上访，如今已是满头白发，14年里，她已经记不清在幸福路周边住过多少次，只知道包括儿女积蓄在内的几十万块钱全部家当都已经投入其中。

　　来到北京已经9天的杨恢臣从国土资源部信访办公室回到住处，掏出了口袋里仅剩的一百一十元零两角钱。在幸福路，杨恢臣租住的“树屋”每晚花费20元钱，加上一日三餐、喝水、打印材料，每天花销压缩到最低40元左右。9天以来，他出门时随身携带的800元钱已所剩无几，与他此前的10次上访一样，在相关部门给出能够令他满意的结果之前，先到来的是“没钱了，支撑不住，必须回去了”。

　　从2011年第一次决定来京上访开始，仅仅四年，杨恢臣就花光了此前他四处打工积攒下的十余万块钱，如今和6岁女儿相依为命的他唯一的生活保障是靠当地政府每月几百块钱的低保。在漫长的上访过程中，杨恢臣的老婆也因为无法忍受生活的动荡而选择了离开。

　　和杨恢臣的遭遇类似，大部分上访者从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很难再回头。来自黑龙江的一位上访者自从2000年来到北京，已有14年没有离开北京，14年里，她甚至没和自己的儿子通过一次电话。大桥下、树洞下、墙根、路边都曾是她的栖身之处。“我已经不抱能回家的心思了。”